王巧昱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055）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08（2007）0520
“侠”、“游侠”与“任侠”在中国历史或文学上的意义，历经多次的演变。如今这三个词已基本混同，慕之者将他们做为赈人危急、铲奸除恶和正义化身的代名词，憎之者将其视为离于私勇、伤道害德的“徳之贼”。那么这三个词是否全然相同呢？先来看有关于这几个词的解释。
汪涌豪先生在《中国游侠史》一书中针对“侠”的文字学解释进行了考证并认为：商周以前并未出现“侠”字，而只有“夹”字。并且古代“夹”、“挟”、“侠”三字原本相通，为挟辅大人物并供其役使之人。
很多古籍也对这几个词进行了解释。《韩非子‧五蠹》篇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八说》篇云：“弃官宠交谓之有侠，”“人臣肆意陈欲曰‘侠’。”近人梁启雄在《韩子浅解》中注曰：“‘有’‘游’古今音皆近，‘有’或本作‘游’。”“有侠”即为“游侠”。《韩非子》是最早记载并解释“侠”和“游侠”的古籍。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集解引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气力也；侠，俜也。”《史记集解序》司马贞索引“游侠，谓轻死重气，如荆轲、豫让之辈也。游，从也，行也。侠，挟也，持也。言能相从游行挟持之事。”
《汉书·季布传》颜师古注曰：“任，为任使其气力。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
荀悦《汉纪·孝武一》中云：“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
许慎《说文解字》云：“侠，俜也。”俜也作甹“甹，侠也。三辅谓轻财者为甹。”
由上述可知，“侠”、“游侠”和“任侠”的字面意义相近，即都是指拥有“力”——武力、财力或权力的，并能以这种力“挟持”他人的一群特定人物。正因三者的词义相近，所以无论史学界还是文学界都有将这三个词混同的倾向。其实词义的相同或相近并不代表它们所指代的内涵和外延也完全相同。这三个词中，“侠”的内涵最为宽泛，各种不同的侠，如“布衣之侠”、“卿相之侠”、“轻侠”、“豪侠”等皆可称“侠”，而不管是纯然的侠或是有侠行和有侠气者也被统规于“侠”。“游侠”和“任侠”的内涵则没有这么丰富。从《史记》不同篇章里出现的“游侠”、“任侠”二词，可看出其中的差异。
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至如朋党宗彊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①。在《史记》中被明确冠之以“游侠”之名的有汲黯、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诸人。司马迁对以上诸人的记载多为正面的、肯定的，虽有些许微辞，但赞许之情还是溢于言表。可见司马迁眼中的“游侠”，是个言出必行、轻死重气、不同于一般豪暴的义士。台湾学者林保淳认为司马迁为“游侠”作传，主要是鉴于“游侠”能够“救人于戹，振人不赡。”至于孟尝君宾客、灌夫、宁成诸“侠”，多为豪吏猾民，司马迁用“奸”之一字加以批判，很明显具有“否定”的意味，与《游侠列传》中洋溢的揄扬之情，正可反衬。林保淳还明确指出“司马迁所盛称的‘游侠’，必须与当时的‘侠客’分别看待”②。林先生可谓深察史迁本意，以司马迁的价值取向观之，“游侠”有着较高的道德水准，他们区分于一般的“侠”，更不同于多与暴豪连称的“任侠”。
被《史记》更多篇章提及的“任侠”，则多与掘冢铸币、藏命作奸的暴豪之徒连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货殖列传》中“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史记》中有“任侠”之名的有窦婴、张良、季布、季心、灌夫、郑当时、宁成、剧孟、郭解之父③，对于这些人司马迁或仅客观记叙，或多有贬抑却绝少褒奖。巧合的是，遍观《史记》中关于这些人的记载，他们的诸多行径颇合于司马迁所称“游侠亦丑之”的行为。因此，如果说“游侠”是司马迁眼中“侠”之翘楚，那么“任侠”应该就是他眼中“侠”之末流。颜天佑在《〈史记·游侠列传〉解读》一文中指出 ，史迁以“任侠”形容诸人，而其中唯独汲黯被赋予“游侠”两字。对照《汲郑列传》之以“任气节，内行修絜”补足“游侠”的风范，与“任侠”一词同时出现的，似乎多属“暴桀”、“奸”、“豪桀大猾”等一类的形容词，在褒贬参杂中，很明显有着负面的评价。汪涌豪在《中国游侠史》中也指出“不是偶尔有任侠之行的人都可称作游侠的。”可见，“任侠”不同于一般之“侠”，更殊于“游侠”。
另外，从“任侠”一词所产生的年代也可看出它与其它两词的区别。“侠”和“游侠”在《韩非子》中都已经明确出现。此外，《战国策·燕策三》载田光的话，有“节侠士”一词，《庄子·盗拓》篇有“侠人”之说，《吕氏春秋·音律》篇也有“侠”字出现。可见，战国未年“侠”的称呼已被经常使用。但“任侠”则晚出于前两词。日本学者太田方在《韩非子翼毳》中将“任誉”解为“任侠”，笔者认为似乎不够精当。首先，《韩非子·六反》篇中“行剑攻杀，暴憿之民”的“磏勇之士”显然比“活贼匿奸，当死之民”的“任誉之士”更接近于“侠”，而“磏勇”也是“侠”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显著特征，那么如果将两者都归于“侠”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六民”中“侠”不可能独占两强。再者，“任誉”固为侠者的特征之一，但并不是主要特征，战国时许多社会集团都具备这一特征，而且比侠者的表现更为强烈，如儒家。而且根据古文同音或近音通假原则，“誉”也更接近于“儒”而非“侠”。所以“任誉之士”不太可能是“任侠之士”。“任侠”最早出现于西汉前期的《淮南子·氾论》中“北楚有任侠者”，其后便现于《史记》以及其它诸史当中。从《晋书》到《清史稿》“任侠”一词共出现91次，“游侠”则仅现17次。可见，在侠者辈出的战国到汉初几百年间，“任侠”这个词并不流行，倒是在侠者日渐没落之后才频繁出现。反观“侠”尤其是“游侠”也是更多的出现于西汉以前的文献。这一现象的出现，应该不是简单的以谴词习惯可以解释的。主要因为在战国至西汉前期，纯粹的“侠”和“游侠”是作为一种“实体”的社会集团而存在的，所以这两个词被经常使用。西汉以后可明确称为“侠”者日少，堪称 “游侠”者几近绝迹。但侠的流风余韵还在，很多人以“侠”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自律，这些人的许多行为又左右了历史，为史家所无法回避，但以“侠”或“游侠”称呼这些人显然不够精当，所以“任侠”一词便应运而生。三个词使用年代的不同更多的是源于“侠”、“游侠”和“任侠”之间的区别，尤其是外延上的区别。
“任侠”除了指代特定人群外，它更多的扩展意义在于个人的精神追求、行为指向以及集体的社会风尚、民间风气。换言之“任侠”也指“侠气”、“侠行”或“行侠”。这也就解释了《史记》中9人有“任侠”之名，却只有剧孟被录入《游侠列传》。因为其余8人只是在某些行为方式上有“侠行”或精神气质上有“侠气”，他们所缺乏的是“侠”的内在实质。这些人不是纯粹的“侠”更非“游侠”。同时似乎也可以解决有关于“侠”消亡年代的争论。有学者因范晔后诸史均无游侠传而言西汉后“侠”已不存，顾颉刚、孙铁纲均执此说。也有学者认为古时代代有侠，只因统治者的裁抑和作史者的摒弃而不传，明代陈继儒和今人汪涌豪等执此说。其实，诸位先生都没有错，只是他们所指的的“侠”不尽相同，因而才有了不同的结论。或许可以这样表达他们的观点：两汉以后消失的是“侠”的实体，存续的是“侠”的精神。换言之“游侠”作为一个特定的人群在两汉后便基本消亡，但“任侠”作为一种社会风尚存在于整个古代社会且历有兴衰、转变。史书的不载不是史家的刻意摒弃，而在于正史的纪传体例，以人为出发点的纪传自然不太可能单独为一种风尚作传。
司马迁在《史记》中已对“侠”、“游侠”与“任侠”进行了区分，但由于笔法隐晦，微言大义，故使后世诸多揣测，并将三者渐混同。班固笔下各类的“侠”无太大区分，这是因为他以匹夫窃国权立论，从这一点上看无论是“侠”、“游侠”还是“任侠”者确乎都存在着不避法禁的共性，三者的混同势在必然。所以班固的“混同”并不能否定司马迁从道德方面进行的区分，也不能否定“侠”、“游侠”和“任侠”在外延上的区别。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侠”是一个统称，泛指各类能以“力”挟辅他人的侠；“游侠”一般指代战国至汉初这类早期的、在道德方面优于一般之“侠”的侠者；“任侠”多指汉以后的、区别于“游侠”的侠者，且也可用来称呼一些有“侠气”和“侠行”的人物。
参考文献：
[1]《史记》卷124《游侠列传》。
[2]林保淳：《从游侠、少侠、剑侠到义侠》，《侠与中国文化》，台湾学生书局，1993年。
[3]《史记》中也有（郭）“解布衣为任侠行权”的记载，但因语出公孙弘故不记入此列。
